空战对抗，激烈展开！东部战区时刻准备战斗

5月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库帛书(bóshū)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(hé)第三卷《攻守占》抵达北京，并将(jiāng)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 5月(yuè)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驻美大使馆接收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(shíèryuè)的宜忌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：视觉中国 子弹(zǐdàn)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(zhì)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唯一出土的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(zuìzǎo)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(gǔwénzì)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库帛书一共三卷(sānjuǎn)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主要为与(yǔ)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 而从(cóng)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是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(yě)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 民国时期，盗墓(dàomù)猖獗。学者倪方六在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一是军阀混战动荡(dòngdàng)不堪；二是外国势力侵入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，让民国时期‘产(chǎn)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。” 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“东南之会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(hái)是(shì)汉墓都众多，也(yě)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(rèmén)之地，某种程度上可谓十墓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(de)长沙城 任全生是当时长沙盗墓贼中的(de)佼佼者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因天赋(tiānfù)异禀而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某晚(mǒuwǎn)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(déxīng)等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15米长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(hé)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常见的铜器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(wénwù)的价值(jiàzhí)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(dàomùzéi)眼里，除去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(nàxiē)烂丝织品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后才知道：当时(dāngshí)他看不上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加在一起的拍卖价(pāimàijià)都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(de)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正在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1943年冬由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以3000元(yuán)法币从唐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(yè)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叶。他用(yòng)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(chúqù)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 《四时令》的文字(wénzì)以四方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 其余的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。当时这样(zhèyàng)的丝质文字称为“缯(zēng)书(shū)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进攻长沙，蔡季(càijì)襄举家逃难，帛书(bóshū)则用一个铁筒(tiětǒng)装好随身携带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(huáng)茀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 侥幸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(de)蔡季襄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之际，将所带缯书(shū)“爰加(jiā)董理，釐定次序，附以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和研究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(qǐdiǎn)。 《晚周缯书考证》扉页(fēiyè) 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(càijì)襄回到长沙，但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(jíduān)窘困。蔡为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书上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到大城市(dàchéngshì)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(zhàochūlái)。于是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柯强（John Hadley Cox）受派遣来华，住在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(rènjiào)，其间即广泛搜求(sōuqiú)中国古文物，更一度因与蔡季襄(xiāng)争购而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(bàofā)后柯强回国(huíguó)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(le)“长沙出土文物展”。 柯强在(zài)长沙的古墓盗洞前 蔡季襄(xiāng)托金才记(jì)店主金从怡帮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(de)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柯强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缯(zēng)书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(dàn)我有个朋友也是研究红外线摄影(shèyǐng)的，器材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——无论如何保证(bǎozhèng)明天可以把(bǎ)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(yīdào)柯强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辞行，我就托他带到美国拍摄去了，大约一周之内就能把缯(zēng)书(shū)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气愤至极的蔡季襄坚决不同意，要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(wànměijīn)作担保金(dānbǎojīn)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(miànduì)柯强的耍无赖和傅佩鹤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(cài)季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是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总会(zǒnghuì)寄回来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(càijì)襄只能怏怏返湘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(wǔshíniándài)的蔡季襄和女儿女婿 之后蔡季襄又托柯强曾经的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(wúzhù)存去与(yǔ)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一万美金(wànměijīn)定价太贵，要降价才能售出。蔡季襄再度(zàidù)表示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襄最后得到的(de)答复是(shì)，“对蔡先生所托的事恐怕不能办到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1月，蔡季襄(xiāng)去世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(měiguó)去世。他是把子弹库(kù)帛书带到美国的人。 舒(shū)尔特斯是柯强的上级，他(tā)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带到了位于(yú)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(nádào)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(yuè)10日，柯强(kēqiáng)取出存放到期的《四时令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，《四时令》以(yǐ)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·塞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·塞克勒(kèlēi)发迹，源于创新地(dì)使用新式广告(guǎnggào)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广告上(shàng)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资源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(dànshēng)，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(bō)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 购入帛书时，其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(yōngyǒu)这件帛书，哪怕你把你现有的藏品全扔进哈德逊河(hé)也算不了什么。” 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的研讨会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后(hòu)第一次向世人亮相(liàngxiàng)，各路(gèlù)学者纷至沓来。 此时的(de)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(mù)发现后，为了(le)积累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(zài)当时已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(yuángōng)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新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 郭沫若也是阿瑟·塞克勒想见的人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直接(zhíjiē)谈送还(sònghái)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(dāngshí)病情严重而(ér)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： “它（帛书）是我(wǒ)最重要的藏品(cángpǐn)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(zài)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疾病和(hé)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克勒也没有等到这(zhè)一天。1987年5月(yuè)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，《四时令》从此存放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(nìmíng)捐献的名义(míngyì)入藏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帛书(bóshū)的竹笈 由阿瑟·塞(sāi)克勒而始的艺术捐赠事业，在他死后(hòu)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(jiāzú)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(lúfúgōng)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或捐赠致谢。 但(dàn)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·塞克勒的(de)(de)侄子理查德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(qiānbǎibèi)地用在了1996年(nián)普渡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普遍以“不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促销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：超过700万人服药后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于过度用药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》里钱德勒的主演(zhǔyǎn)马修·派瑞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(jìxù)接受其捐赠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(yìshù)博物馆，以去塞克勒化(huà)。 《四时令(shílìng)》目前仍然存放于华盛顿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追讨(zhuītǎo) 柯强(kēqiáng)于2005年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错乱的折磨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。1993年，帛书研究者、北大教授李零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(jiànmiàn)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出土后，流落海外已近八十年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~3世纪的古物(gǔwù)，出土后却(què)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而失之交臂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(gǔdǒng)掮客；受过世界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(xiāng)难看(nánkàn)坑蒙拐骗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(móulì)不择手段、又迷恋中国文化似乎良心未泯的艺术藏家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(de)热爱发展为占(zhàn)有欲，那对于文物不啻一场灾难。如今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期待(qīdài)《四时令》在辗转数次易手(yìshǒu)之后，能够尽快归国重聚。此时的中国，毕竟已经不是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 （下载红星(hóngxīng)新闻，报料有奖！）